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极为重要的讲话，史称“8·18讲话”。虽然40年过去了，这篇讲话依然显示出思想的光华和理论的魅力。在今天开展“四史”教育中，回顾这篇重要讲话，不仅对于全面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对于深入学习“四史”，以及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极具价值。
“8·18讲话”的历史回顾与历史地位
邓小平的8·18讲话，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高度凝练了无产阶级政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从制度根源上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敏锐指出了我国政治制度领域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精辟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思想。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1994年10月再版时改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公开发行，收录了这篇重要讲话。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标题予以发表。四年之后正值建党66周年，《人民日报》在1987年7月1日头版整版再次隆重刊发这篇讲话，并配发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人民日报》两次在头版刊登同一篇讲话，足见其重要性非同寻常。随后，《光明日报》等 50 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并配发社论或学习文章，《红旗》杂志于1987年第13期发表社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记述：“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由此可见，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时期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经受了三落三起的极为复杂的严酷政治考验，不仅熟知党的历史，亲历和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决策过程，有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经验，而且有着不同寻常的宽广的国际视野，从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到后来亲身参加中苏论战，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亲身感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洞悉深刻，这无论在中共领导人还是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都十分难得。正是邓小平丰富的政治历程、非凡的领导经验和坎坷的人生起伏，才使他能够做出比其他前辈和同辈领导人更为深刻的理论总结，特别是把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2019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特别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就团结带领人民为此进行了不懈奋斗。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正是基于邓小平的这篇纲领性文献。虽然邓小平并没有使用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但其深邃的理论洞见恰恰构成了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讲话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历史罕见，弥足珍贵，在邓小平诸多讲话中也绝无仅有。“8·18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文献，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座丰碑。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40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温邓小平的这篇光辉文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深刻认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很长时期里在实践上是悬而未决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制”、“一言堂”，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危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刻反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自身的惨痛教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代表了这一反思的最高理论成果。
作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体会最为深刻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所存在的体制性弊端也认识得最为透彻。在这篇讲话中，他以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尖锐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尤其是“8·18讲话”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的剖析入木三分。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关键的体制性问题。从“苏联模式”开始，就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各国社会主义的制度顽症。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饱受权力过分集中之苦，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曾提出过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涉及到地方分权的问题，但总体上对制度上的分权缺乏认识，实践上还是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
对此，“8·18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又与家长制作风相互助长，“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讲话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总书记的这段话，正是沿着上述“8·18讲话”的思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
正是基于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制度弊端的深切洞察，邓小平在“8·18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进行改革。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8·18讲话”不仅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清晰的概括，还深入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历史原因。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危害十分严重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现象，邓小平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遗产的双重视角对党和国家的制度弊端进行分析，是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这些落后国家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这方面的教训都十分深刻。尤其是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形成了十分成熟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邓小平对此深刻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8·18讲话”特别强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提出要“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
如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政治影响？从制度入手是治本之道。《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弊端并提出对此进行改革的基本措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率先阐述了制度与人孰轻孰重的问题，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8·18讲话”讲话中鞭辟入里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8·18讲话”留给后人最伟大的思想遗产之一，被此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正式文件所反复引用。其中最具有学理价值的是，邓小平画龙点睛地对人类政治学千百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即“好人”与“好的制度”哪一个更重要，做了深入浅出的回答。从儒家的内圣外王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无不崇尚的是“好人”政治、“贤能”政治或圣贤之道，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直到近代以后，政治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向，出现了恩格斯所概括的“法学世界观”，把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提到了应有的地位和高度。
历史反复揭示，只有构建好的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说明，靠“灵魂深处闹革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政治和美好的社会。正如邓小平在“8·18讲话”中所说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薄弱。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揭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给我国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这是对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所作的质的规定性，也阐明了我国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现代化方向。
在不少人看来，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关于经济建设的，特别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建设上也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8·18讲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并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高扬的一面旗帜。但是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能否不忘初心，把民主政治落到实处，不仅关系到党的旗帜是否改变颜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的上述观点，不仅把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高屋建瓴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从经济、政治和人才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界定，把民主政治建设提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在1985年又进一步概括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邓小平不仅把民主政治提上了现代化建设的议程，而且把民主和法制有机统一起来，他在“8·18讲话”中精辟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因此，早在1978年12月13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历史史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重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不朽文献，对于我们今天从“四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依然重大且深远。（胡伟，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